广汉城外，鸭子河畔，2023年开放的三星堆博物馆新馆曲线优美、连绵排列，复刻了三星堆遗址中的三座土堆外形，取“堆列三星”寓意。相较旧馆，新馆的展陈面积扩大5倍，只为迎接更多沉睡数千年的古蜀瑰宝。

  新馆对面曲径通幽，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与修复馆坐落其间。步入馆内，记者看到文保人员正操作显微镜对青铜文物进行仔细的检测。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文保中心主任余健介绍，这是在给文物做“体检”，使用显微镜能够正常的看到文物表面的附着物及病害情况，在之后的清理修复时需要格外留意。

  “2019年以来，三星堆新发现6座器物坑，陆续出土编号文物超过1.7万件。这些文物大多存在不同程度的变形、缺失和病害，需要整理清洁与加固修复。截至目前，新发掘的文物中已有4000余件完成清理保护工作并部分展出。”余健说。

  在这里，三星堆博物馆文保团队与全国各地的文保力量一起，完成了一件又一件文物的保护修复，让更多人在与古蜀文明的对话中，聆听数千年前的回响。

  三星堆博物馆内，将近四米高的1号青铜神树立于展厅中央。神树卓然挺拔，铸饰丰富精美。隔着玻璃，不时有观众惊呼，这竟然是古蜀先民4000年前的创造！

  “这件文物出土时变形严重，树干、树枝多处断裂，各种碎片散落一地。”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修复师郭汉中回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他跟着师父杨晓邬着手进行青铜神树的修复。

  那时，没有人知道神树本来的样子，修复只可以使用“笨办法”——像拼图一般进行无尽的尝试。师徒二人首先将碎片根据花纹、造型进行分类，再根据碎片之间断裂的缝隙结构可以进行拼接。就这样，经过循环往复的研究、尝试、论证、修复，一直到1997年，尽显古蜀神韵的青铜神树伴随着三星堆博物馆的开馆惊艳亮相。

  自16岁便入行跟着考古队工作的郭汉中，从师父杨晓邬身上，不仅学习到了文物修复技艺，也慢慢体会到其中的乐趣和意义。几十年过去，郭汉中已亲手修复超过6000件文物，从当年的学徒成长为如今的技术负责人，并且有了自己的徒弟。

  “前辈们把技艺传授给我，我自己也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把技艺传承给下一辈，这是一场‘接力赛’。”郭汉中说。

  余健介绍，三星堆博物馆建馆时，从事文物修复工作的包括郭汉中在内只有两个人，力量相对薄弱。2008年，三星堆博物馆成为国家文物局公布的首批具有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的单位之一。同时，由于地质灾害，四川省内不少博物馆的文物受到损坏，有必要进行修复。从那时开始，三星堆博物馆陆续引进了高校文物修复与鉴定相关专业的学生，文保队伍逐渐壮大。

  2012年，杨平大学毕业后来到三星堆博物馆工作，拜郭汉中为师。如何将学校学习的理论应用于实践，需要师父的指点。

  “我修的第一件文物是盐亭文管所民国时期的一个陶缸，最开始时每一个步骤都由郭老师带着我做。”杨平回忆，之后他渐渐开始相对独立做修复工作，但每次修之前还会问一下郭汉中哪个环节需要注意，修复过程中如果遇到问题二人再随时沟通，进行调整或改善。

  “每一件文物都是不可复制的！”从师父那里，杨平懂得了对待文物要心存敬畏之心。杨平说：“师父常常告诫我们，做修复急不得，燥不得，要静下心，把每个细节做好，一件接着一件来。”

  在杨平看来，师父传授的是经验和理念，个人还要根据实践和积累形成自己的方法。他举例说：“比如我们做文物提取的整体打包时，无论是使用木条、石膏还是高分子绷带，最主要的是把握打包的稳定性和支撑性，这就是师父对此总结的经验和理念，关键看个人怎么去理解。”

  2021年，郭汉中领衔成立了文物修复技能大师工作室，以工作室为平台，更好发挥“传帮带”作用，培养更多文物修复领域人才。“在工作室，郭老师对于文物修复严谨认真的态度我们每个人都看在眼里，也总能得到他的指导。”杨平说，“我们希望能从郭老师手中接过‘接力棒’，共同守护好传承千年的古蜀文化。”

  拿出自己修复好的第一件文物，团队最年轻的修复师邬汇开心地向记者展示：“这是广汉文管所一件形似灯罩的铜器，我做的是残缺处的补配工作。修复前我甚至都不敢拿起它，因为它很薄很脆，拿在手上都会掉铜渣。”

  邬汇还记得修复过程中，在制作底部的铜膜时，始终无法将铜皮敲出理想的形状。“郭老师给我进行了演示，并告诉我铜皮经火烧过后有一段时间会很软，比较容易锤出形状，需要抓住那段宝贵的时间。”邬汇说。

  修复这件器物前前后后花了一个月时间，但邬汇并不觉得枯燥，“因为每天都可以看到它在你的手上发生变化”。在她眼中，能够真实地摸到一件件文物，并用双手赋予它们新的生命，让更多人通过这些器物了解三星堆还有三星堆独特的文化，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余健介绍，高校毕业的学生进入博物馆工作，虽然具备做文物修复的理论基础，但缺乏实践经验。培养文物修复师，需要有项目提供实践机会，帮助他们积累经验，提升技术。2008年以后，三星堆博物馆承接了大量四川省内的文物修复工作，以项目制的形式培养人才。

  对于人才的一步步成长，团队有着清晰的规划。“修复难易程度和器物本身的大小、残缺程度、病害程度、是否有花纹文字相关，总的来说，就是从简单到复杂，新来的成员做简单的、工作量小的工作，成熟一点的就做复杂的、工作量大的工作，和写文章一样，从基础开始，有过渡，慢慢提升，最后成型。”郭汉中说。

  三星堆新发掘的文物不仅数量大，而且包括青铜器、玉器、陶器、象牙等不同类型。“三星堆丰富的文物资源，为团队成员快速成长提供了舞台。”余健说，三星堆文物的修复保护工作由三星堆博物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故宫博物院、北京科技大学等16家单位共同开展，“比如，修复青铜器的合作单位有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他们把相关技术运用到这里”。

  刚工作的修复师一开始并不会直接接触文物，需要多看多观察，了解修复工艺和操作步骤。根据合作协议，各文保单位需要到三星堆现场开展工作，而每个团队，三星堆博物馆都会派两位修复师参与观察，学习不同单位在文物修复中的技术流程与先进经验，通过这种模式培养自己的人才。

  通过师承制的“传帮带”以及项目制的人才培养模式，三星堆博物馆文保人员的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不断得到提高。不仅郭汉中获评2022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杨平也获评四川省首届“妙手匠心”文物修复年度新人。在各种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团队成员均取得优异成绩。

  步入文物保护与修复馆，隔着透明玻璃墙，观众可以直接看到文物修复师的工作台。根据功能不同，工作区分为文物储存区、陶器修复室、玉器修复室、金属器修复室。在这里，修复工作成为了博物馆展陈的一部分。走过展柜，看到文物修复前后的对比，现场观众不时拿出手机拍照，发出阵阵赞叹。

  随着三星堆发掘与研究的深入，团队对三星堆文化的认识也不断加深。作为祭祀行为的一部分，三星堆出土的不少器物在掩埋前经历过焚烧、破坏。余健说：“器物被破坏本身就反映了三星堆的祭祀文化，因此存在这种文化痕迹的文物是否应该被修复尚无定论。当前能做的，首先是对发掘文物进行信息采集与归类整理。”

  此外，为了对文物进行更加科学合理的保护修复，团队积极引入文物保护性分析检测人员，由他们进行前期的检测分析，形成报告供后期修复作参考。

  “你看到的金相显微镜、超景深显微镜、便携式硬X光探伤仪、显微共焦拉曼光谱仪等各类现代检测设备可以对文物的成分、结构以及腐蚀、表面污染物进行全面检测分析。”蔡秋彤手指玻璃墙内的工作台对记者说。在三星堆博物馆，蔡秋彤负责出土文物的前期检测分析工作。

  1986年出土的青铜大立人衣着华丽，专家推测古蜀国纺织工艺发达，然而在当年1、2号坑发掘中并未找到纺织品。后来，中国丝绸博物馆的专家首先对原有出土的器物进行排查。遗憾的是，这些器物表面已经过清理，线索渺茫。经过一点一点的比对，专家使用超景深显微镜终于发现了丝织品残留。“这印证了之前的猜测。”蔡秋彤说。

  走入冷藏室，团队成员拿下来已被绷带固定好的象牙，称重监测重量变化，查看表面状态，更换湿巾，每一步都小心翼翼。经过数千年的掩埋，原本洁白坚硬的象牙已“面目全非”，虽然沉甸甸的，却“像饼干一样酥脆”。

  古象牙弥足珍贵，三星堆仅这次发掘就得到数百根。“象牙出土后如果不进行及时的保护，随着水分挥发流失，很快就会开裂、崩解。”杨平介绍说，作为世界性的难题，此前，象牙保存尚无成功案例。

  2023年，针对中国出土饱水象牙的保护，来自全国各地的科研单位联合开展了关键技术研发。最终，针对三星堆出土象牙保护，采取了对象牙渗透加固和表面加固的方案。如今，三星堆博物馆负责700余根象牙的监测保存，每周一次为象牙更换表面湿巾成了团队的日常工作。

  关于何时开展对新发掘文物的修复，郭汉中并不着急。“文物修复要稳扎稳打，有序进行，把一切都搞清楚，拿出方案再做修复。”郭汉中表示，有一些文物碎片散落在不同坑内，如果贸然进行补配，之后再发现原装配件就很难处理。

  “对于三星堆更多的未知，作为文物修复师，总是想通过自己的技艺多修一点东西，努力揭开三星堆的神秘面纱，让更多人领略灿烂的古蜀文明。”杨平充满情怀。